要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思维方法，就应当规制解释权滥用法治话语权和构建相应的法律思维模式。
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是契约精神所强调的主体权利和自主选择合意导向的制度化表达。第四，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越来越容许和支持纠纷主体对强制执行的变通，支持以执行和解为中心的契约化执行理念。
行政争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大量发生以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为解决两类案件的积极努力，推动了以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赔偿制度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救济法律体系，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多种法律救济渠道。人民检察院应就指控罪名及从宽处罚建议等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公正效率的需要，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在确保司法公正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张文显教授指出：契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交换行为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分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据以进行财产权利转移和劳务交换的形式和程序。自然经济和伦理社会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化为独立、平等的契约关系。
[15]参见詹建红：《刑事诉讼契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都已经以立法途径建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作者修改本文初稿的过程中，华东政法大学2017级法律方法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吴冬兴深度参与，做了大量工作，在此特表谢意。
玩具枪也是枪这一解释结论由于赵春华案的迅速传播而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关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同时，王国其案刘大蔚案也作为类案引发了广泛争议。这样，人权保障原则可以作为认定主观过错的考量要件，也可以作为合宪性解释的依据。正是因为有权做出解释活动，所以很多忽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解释行为首先体现在错误的思维之中。法律要想实现统治，就必须付诸实施。
要做到正确理解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需要人们认识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在法律运用和解释的过程中，国家的义务首先是尊重人权，[23]强调人权就是强化国家的责任。
尊重人权是文明社会的理性思维方式，以人权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具有批判与反思、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功能。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摘要】 由于执法、司法活动等都离不开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因而法律解释权的存在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思维判断中出现不同的理解是正常的现象。
法治话语体系包含人权话语，因为人权构成了法律、法治的基本价值。*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系解释的原理、方法及运用(项目编号：17BFX1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将人权价值制度化、法律化是立法途径。火车不是机动车的解释结论因高荣梅诉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以下简称：高案)、[3]张萍诉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三)构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维模式 在法律规范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中国的法治建设遇到了解释的困境或陷阱。[1]笔者对解释权和法律解释的理解主要是从法律方法论或者法律适用的角度出发的。
第一，虽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在内容上有交叉，但通过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到，人们对人权保障或保障人权的研究比较重视，而对尊重人权的研究不够重视。机械执法司法的形成与形式法治无关。
具体地说，各类国家机关如立法者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等均包括在内。这一宪法原则的落实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解释制度，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思维方法的支持。这是在不改变现有体制机制的前提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往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对制度的完善，而对实际存在的解释权以及对解释过程的规制研究不足，出现了立足解释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研究的缺失。法律解释规则在有些著述中也称为法律解释的准则。[8]转引自[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所以，对那些在思维上不明显的权力寻租，就很难靠对行为的制裁来解决。进一步而言，解释权的运用需要结合法律解释学上的体系解释方法。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对法律解释权进行规制、矫正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是一种责任或义务性规定，明确了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或义务主体。
在中国，与现代法治相匹配的法律思维模式还没有定型，法学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宏观权力的研究，而对涉及人权保障等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有审判解释权，行政机关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有解释权。
这一模式的构成基础包括：(1)在形成方式上，坚持阶段性与演进性的统一。侵蚀人权的解释权行使活动，现在还没有办法获得救济。执法、司法过程就是法律解释的过程。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其问题意识、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比较容易凸现。
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体制将解释权定性为国家机关对法律条文进行抽象性解释的权力，至于具体纠纷中的法律解释则以法律适用的名义展开，解释权成了法律适用权的组成部分，但恰恰是这种具体纠纷中法律适用者(执法者、司法者)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权才是法律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权。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之后，笔者认识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需要体制、机制、规范等，还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话语权体系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维和解释方法。
人们无法仅仅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确定什么是尊重人权，以及不尊重人权该如何进行处置。从解释权的来源看，解释权有两种：一是来自法律规定(授权)的解释权，二是来自话语权建构的解释权。
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更多的是拥有话语权的解释者，在解释的时候就确立了价值和规则。[1]解释权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
政府的权力在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行使者以合乎立法目的、合乎人权保障的方式推进法律解释活动，死抠字眼式的执法和司法的方式，除了带来解释权对人权价值的伤害之外，更会对形式法治的声誉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一)文义解释的绝对性需要加以限制，人权价值需要融入司法、执法 在执法或司法过程中存在解释权是正常的，同时，解释权的行使需要多种方法的运用。但是当法律被实施时，不是法律而是其实施者在进行统治。
有权主体享有对模糊、矛盾法律规定甚至法律空白的意义释明权。更有甚者，还存在以解释的名义帮助不法当事人获取非法利益的情形。
质言之，解释权的行使需要制定法的规制。【中文关键词】 尊重人权。
作为话语权的解释权，实际上是在认识论基础上，通过解释权的行使找到解决纠纷的方法。[4]实际上关于火车不是机动车的依法判断，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式，绝非个案。
